只用“是”与“不是”可以理解物理世界，但无法理解人类社会。
排中律与矛盾律
在经典逻辑中，排中律和矛盾律总是成立的：前者认为一个命题必须为真或假，即 永远为真；后者认为一个命题不能同时为真和假，即 永远为假。
基于这两条定律，事物可以被二分。对于 这一命题，运用排中律，则 和 至少有一个成立，不可能出现 的情况；运用矛盾律，则 和 只有一个命题能够成立，不可能出现 的情况。
然而，对于人类社会，二分法的前提并不成立。
二分法的失效
现实不是可以判断真假的二值命题。相反，现实充满了矛盾。
在面对法律、道德、政治等规范性事物时，任何想要用经典逻辑去分析其原理的人，都会感到深深的挫败。
就拿时下最火热的性举个例子。我们可以提出一个普通的命题：“性是否具有某种不可商品化的价值？”根据排中律和矛盾律，我们必须在是与不是之间做出选择，并据此推导出一整套逻辑自洽的制度与道德判断：如果选择“是”，那么性交易、色情产业就该被全面禁止或严格限制；如果选择“不是”，那么性工作就与一般的劳动无异，完全可以在市场的逻辑下依照自愿的原则进行。
可现实根本就不在这两个选项里。
一方面，社会普遍承认性需要特殊保护：性犯罪被区别于别的犯罪，拥有独特的意义，因为性涉及同意、尊严、身体自主——法律认为这些不能完全用金钱衡量，并据此剥夺了自由人的部分权利——出卖自己的权利。另一方面，性又每天都在被衡量、被消费、被交易：在婚恋市场上，性魅力被明码标价地写在个人资料里；买春和卖春，包养和被包养——永远有人为了利益而出卖身体，也永远有人愿意用手头的资源换取这种欢愉。
现实从来不纠结于“是”或“不是”。它不在两个互斥命题之间做出选择，而是同时承认不同的原则，并在矛盾的张力中维持着一种不稳定的平衡。
任何想用经典逻辑去规范现实的人，都会在实践中碰壁。现实里只有一堆模糊的、临时妥协的制度——这并非逻辑演绎的产物。现实不是像欧氏几何那样，基于公理推导出来的结果。现实是在实践中生成的——矛盾的实践最终产生了矛盾的现实。
毫无疑问，经典逻辑无法处理这样的矛盾——这不是逻辑本身的失败。我们试图把复杂的社会现实压缩为可以用排中律和矛盾律所理解的简单命题，但后者根本不配合我们——这是形式化的失败。
为了描述这种无法被二分的现实结构，我们得用一种新的逻辑——“辩证逻辑”。
辩证逻辑
辩证逻辑不把矛盾当作需要消灭的错误，反而认为矛盾是事物的内在、普遍的属性。辩证逻辑不进行简单的二分，转而分析矛盾的双方如何互相对抗、互相依赖、互相转化。
在辩证逻辑看来，性的“不可商品化”和“总被商品化”这对矛盾，不是逻辑的错误，而是结果的必然。这两个原则的并存，非但没有导致现实崩溃，反而驱使着现实不断演变。每一次法律裁决、每一次道德审判，都在两个原则之间划出了一条临时的边界。某些性实践仍被定义为“违法”，而某些性实践却已被默许为“正常”：尽管国内的法律仍然禁止性交易，但其早已实现了去刑事化；对婚前性行为、同居、性开放关系，尽管道德上仍受指责，但也逐渐被大众所接受；甚至彩礼这种明目张胆的钱色交换，也重新进入了市场和司法所允许的框架之内。
这种事物内部的矛盾变化，需要在辩证逻辑中把握。现实不是经典逻辑的实例，而是辩证逻辑的运作场。现实构建于矛盾之上，现实的矛盾就是其不断改变自身的动力。
辩证逻辑不追求无矛盾的终点，相反，它研究矛盾之间的复杂关系。
意识形态
说到这里，不得不提一下黑格尔。这位辩证法的创始人，其实并没有真正接受矛盾。黑格尔始终相信存在着根本的同一性：通过“否定之否定”，矛盾的双方会被扬弃，并在更高的概念上达成统一。只要不断重复这种辩证过程，万事万物都将回归绝对精神。而绝对精神是无矛盾的同一，整个世界都是绝对精神的展开，矛盾只是世界暂时的缺陷。
但这终究只是一种消解矛盾的徒劳尝试。用齐泽克的话说，黑格尔的辩证法是一种便秘哲学：绝对精神吞噬一切，却不进行任何代谢。事实上，那些无法被消化、被吸收的排泄物始终存在。
所有意识形态都声称自己是“无矛盾”的。它们当然可以逻辑自洽，但这是通过排泄实现的：保守派排除了“婚前性”、“非婚性”、“同性性”，进步派则排除了所有“未经充分反思的传统性”。在意识形态许诺的图景里，这些例外不允许存在——它们威胁着意识形态的无矛盾性，是需要消灭的逻辑错误。
任何声称“无矛盾”的系统——无论是绝对精神、完美市场、纯粹民主，还是圆满的性实践——都值得被怀疑。但这并非不需要意识形态——排泄物的存在，仅仅是证明了现实里永远有意识形态无法覆盖的缝隙。
否认意识形态的现实作用，只承认矛盾的普遍存在和不可消除，则可能走向一种庸俗的辩证法：一边空洞地讨论着“一切皆矛盾”，一边陷入一种“反正总有矛盾，那我怎样都行”的虚无。对于前者的空洞，应该意识到，并非一切对立都构成具有现实效力的矛盾，关键在于它是否嵌入具体的制度与实践之中；对于后者的虚无，则应承认矛盾本身可能发生变化，进而寻找其中蕴含的、产生新实践的可能——而这正是意识形态存在的目的。
矛盾分析
辩证法要想成为一种批判的武器，就不能只承认矛盾的存在，而必须对矛盾进行分析：矛盾以什么形式存在——是价值之间的冲突，制度之间的错位，还是主体内部的撕裂？矛盾的双方有什么关系——是互相排斥，互相依赖，还是在不同情境中彼此转化？
还是用性举例。这种矛盾既表现为价值矛盾：一方面，性在传统观念中涉及同意、尊严与身体自主等特殊领域，不能被完全还原为商品；另一方面，自由主义又承认成年人对身体、劳动和亲密关系拥有自主权。同时它也包含制度矛盾：法律和道德不断重申性的神圣，市场、婚恋和消费文化却持续把性魅力、亲密关系和身体资源纳入交换逻辑。最后它还是一种主体矛盾：具体的个人可能既厌恶关于性或情感的交换，却又不得不依赖这种交换而生存；既希望维护自身尊严，又想要在既有制度中将其拆分、折价和出售。
这些矛盾的双方不是简单的对立，而是互相依赖、互相生产。正因为性被赋予特殊的尊严、羞耻和禁忌，它才拥有超出普通商品的交换价值；正因为性不断被市场化、消费化和价格化，社会才需要反复重申它“不只是商品”。不可商品化为商品化提供边界，商品化又不断侵蚀并重画这条边界——法律、道德、市场和主体都在这组矛盾的拉扯中被持续地重新定位。
这种分析揭示了矛盾的结构和运动方式，但真正影响现实的，是基于此而提出的、更加尖锐的问题：矛盾如何被分配？哪些矛盾被看见、被争论，哪些矛盾被掩盖、被默认？哪些人可以同时拥有两种态度，哪些人只能被迫选择单一立场？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引入新的理论工具——“话语”。
话语批判
按照福柯的理论，话语并非简单的表达，而是一种权力-知识网络。它决定什么可以说、谁有资格说，它决定什么可以成为真理、什么只配作为谬误。
话语不反映现实，而是生产现实。在性的领域里，话语区分了无数种实践——医学话语生产出“性瘾者”，法律话语生产出“卖淫者”，教育话语生产出“早恋者”。每一个概念都依赖它的对立面而存在：没有“变态”，就没有“正常”；没有“违法”，就没有“守法”——这种高下之分并非自然存在，而是话语运作产生的结果。
话语重新分配了矛盾。关于性交易的公共讨论，几乎全部聚焦于“性能否被商品化”这一矛盾上。然而，这笔交易中的另一个矛盾——“劳动能否被商品化”——却很少被讨论，因为后者早已被制度默认。现实就这样被话语重新建构：一些矛盾被放大为公共议题，另一些则被沉降为不言自明的背景。话语决定了哪些矛盾可以被讨论，进而影响了产生于矛盾的意识形态和现实演变。
这最终指向了话语权的不平等。一位女性主义学者可以同时持有“性交易既是自由也是剥削”这种矛盾的立场——虽然真实的情景不会这么直白，而更可能表现为“若打击性交易让女性利益受损则高呼自由，反之则抵制剥削”这种灵活的态度——但却很少有人指责这种双标，其主张被称赞为“够辩证”“不极端”。但一个底层性工作者如果说出“我恨这个行业，但也要靠它活命”，则其观点不会被奉为“辩证智慧”，而是被贬为“认知失调”“自我欺骗”甚至“道德混乱”。
最终，我们又回到了意识形态的问题。那些看起来“进步”的话语，必然通过权力操作，把矛盾中最肮脏的一面排泄到某些群体之上。意识形态通过话语实现自身，而对这一过程进行分析，就是把那些排泄物从沉默和噪音中打捞出来。它迫使那些自以为无矛盾的意识形态不断暴露自己的裂隙，让被压抑的矛盾在制度与行动中重新获得表达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