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训 on 无限能指

从禁忌到匮乏：性压抑的概念变迁与结构困境

Fri, 27 Mar 2026 00:00:00 +0000

今天，互联网上到处都是性：从情感博主，到擦边视频，再到色情内容——性不再被禁止谈论。然而，“性压抑”这个词却从未像现在这样频繁地出现在网络骂战中。当一个人对异性进行言语骚扰，评论区会说“性压抑”；当一个人对纸片人发情，评论区也会说“性压抑”。“性压抑”正在从一个严肃的精神分析术语，变成羞辱他人的标签。

但仔细想想，一个连性都不再被禁止的时代，为什么“性压抑”反而成为了普遍的现象？我们今天所说的“性压抑”，和弗洛伊德当年所说的“性压抑”，还是同一个东西吗？本文尝试追溯“性压抑”这一概念的演变：从维多利亚时代的禁忌，到互联网时代的匮乏。这一过程反映了文明形态从“禁忌文明”到“消费文明”的转型，也揭示了现代人所面临的全新的结构性困境。

弗洛伊德提出的性压抑：心理的防御和文明的代价

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中，压抑是一种无意识的心理防御机制：个体将可能引起焦虑的欲望排除在意识之外，从而防止内在冲突。压抑是普遍的，其中最基本的就是性压抑——在弗洛伊德看来，性是人类最重要的本能。被压抑之物并不会直接消失，而是潜藏在无意识中，并通过各种方式返回——可能是梦、口误、强迫行为，或者神经症。因此，性压抑可能导致个体出现反常的行为，确实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一个结论。

但弗洛伊德的洞察远不止于个体层面。在弗洛伊德所处的维多利亚时代，道貌岸然的资产阶级为了在道德上区别于旧贵族，制定了各种离谱的性禁忌，并因此产生了大量的神经症患者。弗洛伊德正是基于对这些患者的临床接触，才发展起了精神分析这门学科。文明就建立在对本能的压抑之上，它用禁忌压制冲动，用罪疚惩罚欲望，而代价则是普遍的神经症与痛苦。

互联网讨论的性压抑：从禁忌到匮乏

然而，维多利亚并非一个纯洁的时代，而是一个畸形的时代。明面上严厉的性禁忌，所导致的另一个结果，就是暗面上夸张的性泛滥。白天，维多利亚人享受着体面的文明社会；夜晚，维多利亚人则进入堕落的地下世界。同个体一样，文明也在压抑着那些不愿看到的欲望。但显然，欲望并没有被消灭，而是被驱赶到了文明所看不到的地下，并最终以扭曲的形式返回：规模惊人的卖淫业，繁荣的地下色情文化，以及上层阶级腐败的私生活。

如今，无论明面上的性禁忌是否已经消失，一个必须要面对的事实是：文明已经无法再将其不愿看到的欲望都压抑到暗面的地下世界中。压抑这一防御机制早已被突破，所有被压抑之物都近乎原封不动地返回到了文明社会。在这个意义上，如今的痛苦已不再是“压抑”的痛苦，而是“压抑失败”的痛苦。

互联网就是这样一个表达性的最大的场所。可以说，互联网制造了一个“性唾手可得”的拟态环境，也产生了一个“人人都在享用性”的想象空间。个体置身其中却无法获得满足时，会产生强烈的“相对剥夺感”。这种感觉不是“我不该有欲望”，而是“为什么只有我的欲望无法被满足”。这是一种从“禁忌”到“匮乏”的转变。人们不再为“想到性”而焦虑，人们开始为“想到性却无法实现”而焦虑。它不再是无意识的防御，而是有意识的挫败——这不是弗洛伊德意义上的“压抑”，而是一种“受阻”。

在弗洛伊德的时代，焦虑主要源于罪疚，是对自我产生的肮脏欲望的厌恶。而今天，焦虑的体验则复杂得多——这是一种混合了自卑、恐惧和无力的感觉。这种体验可以被明确地阐述，其具体内容就是网络上反复出现的抱怨——“我没有性魅力不会有人真正喜欢我”“我在性市场上处于底层好羡慕那些有钱人”“高额的成本让我不愿尝试建立亲密关系”“持续的负面新闻让我害怕接触异性”“我已经不年轻了再也不能像别人那样体验轰轰烈烈的性爱了”“再不主动做些事情我就要当一辈子的处男或者接盘侠了”——它并不藏在无意识中，而就悬浮在意识表层。这种想法愈是清晰，就愈是感到折磨。

性压抑的话语翻转：从结构批判到符号暴力

性压抑的实质发生了变化，而更耐人寻味的是，“性压抑”一词的语用功能也发生了翻转。

在弗洛伊德那里，性压抑是心理的防御，是文明的代价，是每个人都无法逃离的精神困境。而在今天的网络论战中，性压抑俨然变成了一个贬义词。“你性压抑”这句话的潜台词是：“你是一个在性上失败的人。你没有魅力，没有资源，无法吸引异性，所以你才会用这种可笑、可悲、令人不适的方式发泄欲望。而我——说出这句话的人——与你不同。”

这是一种双重羞辱：既羞辱对方的性价值，又将其行为贬作“性压抑导致的扭曲”。在这里，“性压抑”不再是需要被同情或理解的心理状态，而是一种道德污名，用于划定边界——谁是“正常的、成功的、被接纳的”，而谁又是“扭曲的、失败的、被抛弃的”。

这一翻转事实上意味着，“性压抑”已经成为一个用于人身攻击的工具，它完全失去了自身可能具有的批判社会的力量。说话者通过指认他人的压抑，将自己从结构中抽离出来，确认自己“不压抑”的优越地位。原本指向普遍文明病理的概念，沦为了身份区隔的符号暴力。

被遮蔽的文明病理：资本主义从生产向消费的转型

可是，这种话语翻转并不能抹煞这样的事实：在现代，这种所谓新的性压抑同样有着结构性的原因——尽管其不同于维多利亚时代，但也不是仅凭个人魅力或心态就可以解决的。

维多利亚时代的性禁忌，并不单纯是为了“在道德上区别于旧贵族”。早期资本主义需要一套“生产型人格”：自律、节俭、延迟满足、将精力投入工作而非享乐。性禁忌在当时发挥着规训劳动力的功能，压抑性能量，并将其导向生产。

然而，现代资本主义遇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生产过剩。大规模生产需要相应的大规模消费，资本积累的重心开始从“如何生产更多”转向“如何消费更多”。于是，资本主义开始了一场深刻的自我改造：它不再需要禁欲和延迟满足，而是鼓吹享乐和立即消费。

这场转型的标志性事件，是战后消费社会的形成，以及随后性革命与资本主义的合流。资本主义成功吸收了对它的反抗，将性解放本身变成了新的消费方式，欲望就这样成为了利润的源泉。互联网也在其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其早已不是自由的乌托邦，而是被资本收编，引导着消费，并服务于欲望的生产。

总之，资本主义从“生产型”向“消费型”的转型，深刻地改变了资本与欲望的关系——资本不再需要压抑欲望，反而需要不断生产和放大欲望。互联网加速了这一过程，并将它推向了极致。但这一转型也并非单向的、线性的，我们依然可以看到某种“禁忌”的存在——比如围绕堕胎权的斗争和对网络色情的审查。当代的性压抑体验，其实是在这两种逻辑的张力下形成的。

我们今天严肃地谈论性压抑，实际上是在借用精神分析的古老词汇，去言说一个相当现代的困境：在一个性被高度绩效化、欲望被不断商品化的时代，我们应该怎么看待自身的欲望？怎么处理与他人的关系？

如何面对现代的性压抑

当年弗洛伊德指责“禁忌文明”压制本能，现在“消费文明”不再说“你不许有性”，反而说“你可以有性，但你得有魅力、有资源、有社交能力、有情绪价值——否则，你就是那个性压抑的笑话”。面对这一复杂的处境，单纯的“释放欲望”或“谴责压抑”都不能解决问题。或许可以从以下几个方向重新思考：

第一，区分“压抑”与“受阻”。承认当代人面临的主要是机会匮乏带来的受阻感，而非弗洛伊德意义上的由禁忌导致的罪疚。这一区分有助于我们认清导致性压抑的原因，并避免将其简单归因于个体心理。

第二，警惕“性压抑”话语的污名化使用。当这个词被用于人身攻击时，它不再服务于批判或解放，而是制造排斥与羞辱。我们需要对这种话语暴力保持清醒。

第三，重建升华的可能。弗洛伊德认为，压抑并不必然导致痛苦，关键在于能否将性能量转化为创造性的、被文明认可的形式。但在今天，这种性能量往往既无法充分释放，也无法有效升华，从而导致了持续的痛苦。

第四，回归结构性批判。如果我们承认性压抑的根源在于文明的结构，那么解决之道就不应只是“提升个人魅力”，而是追问：什么样的社会才能让更多人拥有健康的亲密关系？什么样的制度才能给人留出属于爱的空间？

结语

从维多利亚时代的禁忌，到互联网时代的匮乏；从无意识的防御机制，到有意识的相对剥夺；从对文明的批判，到对他人的污名——“性压抑”这一概念的演化史，本身就是一种对现代人心灵与社会变迁的侧写。

今天我们在使用“性压抑”这个词时，既需要理解它在网络话语中已经发生的意义翻转，也需要警惕这种翻转可能遮蔽的结构性困境。或许，我们需要在概念的废墟上，重新寻找一种能够言说现状的语言——既不成为道德禁忌的帮凶，也不沦为身份区隔的工具，而是在承认结构困境的同时，仍然为个体的尊严留出可能。

“性压抑”这一古老的概念在当下仍值得被严肃对待。

学习同交配：对教育和生育的结构分析

Sat, 07 Mar 2026 00:00:00 +0000

在 bilibili 上的一条题为《我将出手解决生育率困境》的视频中，作者尝试用“强迫交配”的方案解决低生育率问题，并给出了相当完备的、自洽的法律解释。尽管视频的讲述者使用了较为严肃的语气，但观众仍普遍以戏谑的口吻进行评论，认为这件事情离谱得不可能实际发生。

可现实中，这种带有强迫性质的、通常被美化为义务的社会工程不仅存在，有些还被视为文明的基石——比如用来提高受教育率的“义务教育”。真正值得思考的问题是：为什么有些强迫被认为是能接受的，甚至是有益的，而另一些则被认为是不可接受的，甚至太过荒唐以至于不可能发生？

具体到教育和生育，这个问题有许多种解释。诚然，人们可以从公共事务与私人领域、未成年人保护等角度给出无数辩护，以论证教育与生育存在本质上的不同。但本文试图揭示的，正是这两者在结构上的相同：它们共同服务于社会结构的再生产，通过对社会主体进行规训来完成权力的自我实现。通过这种解构，我们不仅能理解教育异象背后的逻辑，更能以此为窗口，窥视结构与主体之间那场永恒的博弈。

义务教育？强迫学习！

现行的“义务教育法”宣称：人拥有受教育的权利，同时也必须履行接受教育的义务。这种安排被视为正当的，因为它符合“权利与义务相一致”的原则，现代人也普遍赞同其为社会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但如果换一个角度就会发现，这实质上就是另一种“强迫学习”的表述。学习被制度化为教育，并通过法律、学校与考试体系等获得了某种强制性。在这种强迫学习的制度下，社会仍然长期保持稳定，甚至在某种意义上非常成功：升学人数连年攀升，受教育率持续高涨，人才储备越来越丰富。然而在一片欣欣向荣之下，今天的年轻人似乎有了一些小脾气：也许是因为愤怒，也许是因为恐惧，又或者仅仅是感到迷茫，他们的生育意愿相当低。这已经成为了严重的社会隐患。

既然“强迫学习”如此成功，为什么我们不能再次捡起曾经的“计划生育”政策，将其重新解读为“国家机器有权对人口再生产进行宏观的管理和调控”，然后推出“强迫交配”法案呢？这完全可以用和“义务教育”逻辑一致的说辞进行合理化，且未来的人说不定某天也不得不承认这一制度确实挽回了当时岌岌可危的生育率，解决了危机，拯救了文明，是史无前例的伟大创举。

强迫交配的理论价值和现实阻碍

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来看，强迫交配并非荒诞。社会结构要求社会主体进行学习，因为其需要优质的劳动力；社会结构同样要求社会主体进行交配，因为其需要足够的劳动力。这种需要是迫切的，关系到结构的存在和发展。因此结构总是会通过某种方式压迫主体，将主体的行为结构化，并反过来利用主体的内在动机粉饰这种行为。

具体到学习上，这种结构化表现为教育制度：它通过组织学习活动来提升劳动力的质量。受教育率是衡量社会现代化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生育率同样也很重要：生育是劳动力再生产的关键环节，最直接地决定了劳动力的数量。教育和生育共同构成了社会再生产的基础。既然社会能够以发展的名义，将学习制度化为义务，那么一个类似的想法便会自然地出现：是否可以将交配列为社会义务？

究竟是什么阻碍着这一伟大想法的实现？是技术不行，能力不足，还是意义不大？也许最合适的答案是伦理。人们害怕身体被控制，害怕权力介入亲密关系，害怕交配行为被异化，害怕人沦为工具。因此，尽管结构不断地进行尝试，主体却总能一次又一次地、团结地保卫了交配的自由。

学习与交配的同构

可如果身体被控制是不可接受的，如果权力介入是危险的，如果异化是可怕的，如果人沦为工具是无法容忍的——那为什么当这一切都已经发生在了学习之中，却还总能被认为是正常且合理的？

学习难道就不触及身体吗？学习真的只是头脑里的事情吗？难道学生不是被迫在清晨起床、拖着疲惫的身体赶到教室吗？难道不是被要求在狭窄的座位上端坐数小时，被要求保持安静、专注和顺从吗？难道学生没有被规定什么时候可以起身、可以坐下，什么场合应该说话、应该沉默吗？眼睛要盯着黑板，手要时刻准备书写，注意力要集中，身体要压抑疲倦和所有不合时宜的冲动。这难道不是对身体的直接控制吗？这难道不是对身体的驯化与占有吗？

学习难道就没有被权力介入吗？考试是谁设定的？是谁规定了优秀，又是谁规定了不合格？是谁决定着一个人能否继续学习、能否接受下一阶段的教育？学生每天都生活在评分、记录、比较和筛选之中。权力并不只能是鞭子，也可以是一张试卷；权力并不只能是命令，也可以是一份排名。在这样的结构里，学生甚至会主动监督和约束自己，主动按照权力的标准塑造自己。如果这不叫权力介入，那什么才算权力介入？

学习难道就未被异化吗？学习原本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好奇，意味着理解世界，意味着人试图超越自身的局限。可在制度之中，学习变成了什么？变成了分数，变成了指标，变成了升学率，变成了简历上的一行文字。当知识被切割成考点、思想被压缩成答案、理解被替换为记忆，学生不会再问“这是真的吗”、“为什么是这样”，而是问“考试会不会考”、“这样写能不能得分”。学生被分数奴役，知识被视为一种工具——这难道不是异化吗？

一个清醒的、自觉的主体，应该永远持有对教育的质疑；一个不希望被结构支配的主体，应该永远坚定这样的信念：保卫学习的自由！

保卫学习的自由

保卫学习，不是保卫考试、分数、排名，不是保卫那套把人异化、分类、筛选的教育机器。要保卫的，就是学习本身。

学习不是制度赐予的恩典。人会提问，会怀疑，会试图理解世界，这不是被教育强加的权利。学习是人的能力，是人的冲动，是人的理性，是人作为主体的自由选择。制度可以组织学校，但制度不可以强迫学习。

学习不是权力规训的产物。权力可以组织考试，可以发放文凭，可以制造被驯化的工具，却不能决定思想何时出现，不能产生自由的、能动的主体。真正的学习总是出现在权力的裂缝里，出现在怀疑产生的那一刻，出现在意识到答案并不充分的那一刻，出现在拒绝把分数当作真理的那一刻。

保卫学习的自由，并不是拒绝知识，而是反对学习被教育支配。如果学习失去了自由，如果教育支配了学习，那么学习就只能是一种规训，人必将变成机器这种非人的存在。把学习从分数和排名中解救出来，让学习摆脱焦虑、恐惧和不自由！

保卫学习的自由！这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对教育的批判，是对结构压迫主体的反抗！任何制度只要试图把学习变为生产过程，就必须被质疑！任何权力只要试图扭曲知识的意义，就必须被挑战！任何结构只要试图把学生驯化为工具，就必须被颠覆！